搜索
热搜: 活动 交友 discuz
查看: 3356|回复: 6

存帖——中国思想言说的根本困境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4-10-16 14: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转自新华网. 思客   思.锐享(未署名) 
近代的白话文运动,虽然是一场完成了文言向口语化转化的运动,但同时也是中国语言西方语言化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大量的重要概念,经过日本语的转化,形成了今日我们思维结构的组成部分:比如帝国、民族、民族国家、主权、宪政、政党,等等。在此一类西方语词中,最主流的,即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类。自由主义要求按照人权、自由、法治、民主等基本理论范畴、概念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马列主义也同样要求按照自身的概念来认识和改造中国。在这些政治性、规范性和分析性的概念背后,有着两种势力。第一种势力是坚持西方的意义,坚持西方话语在汉语系统的解释权和规范权;第二种势力是中国经验要求对这些概念的解释权。这第二种势力对于前者的自信有深深的疑问:第一,这些导源于西方历史和现有经验概括出的语词能否承担起认识中国的功能?第二,如果连认识功能都不能实现,能否改造?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不借助西方语词便无法表达、但借助西方语词又不能准确表达的困境,这可以说是我们当前的最根本的困境。这种语词上的困难,可以从三个大的概念来说明。
  第一个概念是“政体”。西方自利玛窦以来,一直面临着用西方语词表达中国“政体”的困境。利玛窦在中国所看到的政体是西方人从来不知道的,但他又必须向西方人说明这个问题。于是,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利玛窦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来描述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他先是说中国是君主政体——因为有皇帝,然后他否定了这一判定——因为中国还有士大夫,他又下了中国是个贵族政体的判断;然而,中国的贵族是流动的,这也不符合贵族政体的定义——最后,他下了中国是“民主政体”的判断,这种论断一直延续着。到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作《汉学菁华》时,他还把中国的选举制度(即科举)与西方的选举制度相比较,认为美国的选举是“票箱选举”,这种选举选出的大都是“蛊惑人心者”和有钱人,而中国的考试选举,是真正民主的,能够真正产生精英的治理阶层。
  可以说,从利玛窦以来,对中国是什么政体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判断。近代以来,对于中国政体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是君主专制政体、封建专制政体等等的讨论,又重新泛起。“五四”前后,西方自由主义及进化论的叙述进入中国,关于政体的叙述又融入了从“专制到民主”的线性叙事。如果用西方的概念来认识中国,只能用“民主和专制”这一组概念来表达。那么,按照西方概念来说,选举的就叫民主,不选举的就是专制,中国没有几年一次选举最高领导人或议员的制度,所以,中国就是专制的——但这种关于政体的表达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些论述并不能确证中国到底是什么政体,也不能说明中国政体是如何从传统到现代演变的。
  第二个概念是“社会”。从1927年到1934年,在中国有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国共两党的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论战各方都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基本概念:亚细亚的、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但用马克思的史观如何解释中国?当时的争论也是一塌糊涂,根本没有答案。直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中,以发展阶段论的方式,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下了一个政治性的描述,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套历史叙事为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史观,这个史观也为共产党提供了信仰的基础和行动的纲领。但在“文革”结束以后,这一叙述又基本被颠覆了。我基本上认为,正是这个历史叙述框架的衰落,是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思想混乱的总根源。
  第三是“法治”的概念。如果按照西方的“法治”概念来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会怎么样?美国是比较标准的法治国家,这意味着其法治资源在GDP中占了很高的比重,全球最高。印度在理论上可以说是已被改造成法治国家,但是,2006年出版的《不顾诸神》提到,如果印度按现有的法治资源审判已经积累下来的案件,需用300年的时间。在转型国家,如果所有的案件都诉诸于法律,这个成本高得无法承受。这就使得转型国家必须退回到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把大量的案件在法院外解决。同时,在中国的法治实践中,我们也要分析我们过去的法治经验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应该给予正面判断还是负面判断。要知道13亿人的大转型引起的纠纷和冲突是惊人的。我相信,这个大转型中纠纷和冲突不可能全部到法院里去解决。转型国家处于老子说的“失道”状态,老子说,“失道后有德,失德后有礼,失礼后有法,法令词章,道德多有”。在没有道德的国家要用法律来管理,成本会非常高。
  我只是用这三个案例说明用西方的大概念很难切中我们现在的问题,根据中国自身的经验对一系列概念进行重新定义是必要的;用西方语词讨论中国问题的格局不改变,我们就很难认清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验就永远模糊一片。但是,西高东低的格局,使得我们摈弃了传统的语言,向西方语言、西方概念看齐。近代以来,西方一直是知识、概念和理论生产的中心,非西方国家都是消费者。中国的大部分大学、研究所,其实都是西方设在中国的分部,是西方理论、概念的分销站。在这种格局下,我们很难避免用西方语词讨论中国问题的困境;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仍将生活在这种语词和概念表达的困境之中。
  看上去近三十年来对于中国的解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从主流来看,所发生的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叙事淡出之后,自由主义的叙事上升。在总的趋向上,我们不过是大量地从自由主义、马列主义的范畴内找一些概念来讨论我们的问题,来规划、解释我们13亿人如此复杂、如此快速而且居然还很平稳的转型。靠这些概念很难解释历史,也很难认识清楚当下正在发生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几个亿的农民在整体上如此快地适应市场、适应货币、适应资本,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没存在过的现象;我们用30年完成了西方用300年完成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如此快速的过程中,我们整个民族的心理居然没有发生重大的反抗,知识分子在总体上居然是如此拥抱市场,这也是在其他国家都不存在的。这些事实在中国经验地发生了,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不能把中国纷繁的、丰富的历史经验,贬低到西方理论的注释之中。无论我们自信也罢,不自信也罢,这是现在面临的一大困境。
  思维就必须用语词,必须注意到语词是个大问题。西方的语词虽然表面以分析性概念或论证性概念的形态存在,其实背后都隐藏着强烈的价值判断。我们绝不能被完全套进去。这就意味着对这些概念本身的梳理非常重要。金观涛梳理了一些,他想梳理出一些概念在中国是如何变化的,但还是远远不够。对中国自身的经验,我个人对其描述的时候仍感到犹豫不决。我们在概念的迷雾中很难走出——我自己也得用这些概念表达。问题提出来了,但远没有解决。
  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在所谓语词、概念背后有两种力量:一方面是西方的解释,一方面是根据中国自身历史经验的解释——这两种势力之间的较量,可以说贯穿了思想界的一百年的斗争,也可以说是思想界“两条路线的斗争”。千万不要低估这一斗争。这些概念进来以后,不用这些概念我们无法思考,使用这些概念我们就胡乱思考。这是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困境,我们如果不从这一根本的语词问题中解放出来,所谓“文化自觉”云云,都是空话。
  也许,只有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到了获得民族自信的地步,我们才有可能摆脱这种状况,我们才有可能用自身的经验来解释我们自身的问题,并通过对我们自身经验的解释,给予这些概念某种价值规范。这是中国后面二三十年要完成的转变,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要为这一天做好充足的准备。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一定的自信,但不够;费孝通说“文化自觉”,不够,文化自觉背后一定是民族自信,没有民族自信,没有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不可能有文化自觉。

 楼主| 发表于 2014-10-16 21:14 | 显示全部楼层
风声四起,“看不懂”也许恰恰是常态

蔡方华
《北京青年报》评论员

  十一长假期间,我的内心备受煎熬。每天打开微信朋友圈,看到朋友们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声色犬马,负能量就滚滚而来。其后的几天,那些家伙虽然带着享乐之后的疲惫与幻灭陆续回归尘世,让我得到些许安慰,但浓重雾霾下的北京却又让我喘不上气来。

  现在,我回到了湖北老家,在桂花树下的椅子上昏昏欲睡,耳朵里只有鸟鸣、鸡啼和悠缓的风声,除了太阳在天空的滑翔,再也没有时间的痕迹,眼睛里只有无边的绿色和凌乱的花朵。我本以为我可以愉快地玩耍,但是,只要一想到团结湖,只要一想到困惑的人们,一想到宪法,一想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无法自主地苏醒过来。从倦怠中醒过来的人,发现自己仍然站在坚硬的大地上,除了头顶沾着几颗桂花,头脑里残留着梦的影子,竟没有任何改变。

  我老家在湖北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它和北京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地铁,所以也就没有地铁涨价的问题。这里只有雾而没有霾,所以就不存在单双号限行。这里的夜晚太过安静,所以就没有城管。这里的狗都很温顺,所以猫的世界也不需要维稳。但悲剧在于,这里仍然有手机信号,所以发生在遥远的别处的一切,依然悉数进入眼底,并成为思考的素材。这就是技术的残酷之处,它让逃避成为不可能。

  在朋友圈里,我看到我的同事、德高望重的评论员张天蔚发了一条读后感:“读‘环球’的辩护文章,发现其基本套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搞不懂对不对,但既然老大要弄你,你就还是从了吧,否则就是活该了。”他还说,看完环球他就踏实了,既然胡锡进都蒙圈了,他也就没必要为“看不懂”而自责了。

  说实话,为了做一个不懂装懂的人,我这两天在世外桃源竟然学起了宪法。大概是因为不在团结湖、看不见长安街的缘故,这次读宪法竟然有一些特殊的感悟。宪法还是那个宪法,条文还是那些条文,但有些重要内容似乎以前未曾注意到。比如,宪法说到,“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我从事新闻工作的那么多年里,我一直都没注意到阶级斗争的现实存在,这肯定是很难饶恕的错误。我怎么就放松了阶级斗争那根弦呢?读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参加斗地主,不是那种扑克牌游戏,是真的斗。附近村子里唯一的地主,一个瘦小干巴的老头儿,被五花大绑吊在村后的大樟树上。风吹得他来回晃悠,他的乡亲们则在树下义愤填膺地控诉。这个情景让我记忆犹深。如今,那个老头已然作古,阶级敌人已经难觅踪迹,如果要重新奏响阶级斗争的主旋律,该上哪里去找斗争对象呢?这真是一个让人苦恼的问题。

  还有,宪法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词汇并不常见,很多出生较晚的人甚至不知道它从何而来、所指为何,但那并不意味着它不是一种切实的、坚硬的存在。因为它就写在根本大法里,并处于显赫的位置。所以,当有人在谈到法治的时候搬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那也不是生造而是“援引”。

  这也许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它不是唯一的而是双重的,不是单义的而是多义的。既存在一个真实的中国,又还有一个被描述的中国。既存在一种烟火缭绕的社会生活,又存在一种乌托邦理想。既有符号界,又有实在界。在特殊的时间节点,多义性会凸显自身的存在感,而让沉湎于单一现实的人们“看不懂”、找不到方向。

  宪法的特定修辞,让它看上去有着丰富的“诗意”,但也留下了太多的阐释可能性。比如,“一定范围”究竟是指多大范围?是否某个范围被排除在外、而某个范围必须特别留意?不得而知。又比如,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到底指的是哪个阶级?是富士康里的工人、国企里的工人还是私营企业的农民工?估计也没人说得清。现实跑得太快,现实中的人们跑得太快,价值、伦理、思想和法典跟在后面气喘吁吁。当它们某一天终于碰面的时候,彼此竟然都觉得陌生。站在不同立场,人们从宪法中寻找特定的词汇以强调某种价值,并由此生发出种种争论,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么?如果争论能以更平和、更文明的方式进行,倒未尝不是幸事。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无疑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四中全会做出的结论,将决定今后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的方向。但在定论出现之前,依法治国也必然会面临解释和解读、定义和定位的问题。当风从四面吹起,“看不懂”也许恰恰是常态,承认“看不懂”也是必要的审慎。
 楼主| 发表于 2014-10-16 22:15 | 显示全部楼层
官媒重提“阶级”“专政”背后

于泽远 2014年10月16日

“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术语最近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国官媒中,不仅引起左右势力之间的口水战,也让外界关注“阶级”“专政”之类的思维模式是否会重新进入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

刊登“阶级”“专政”文章的官媒主要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社下属的《红旗文稿》,以及社科院官网;重提这些词汇的也非泛泛之辈,而是包括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北大原副校长梁柱、《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刘润为在内的一些知名中共理论学者。

主题为“依法治国”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在下周举行。根据以往经验,中共举行重要会议之前,左右势力通常会提高调门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期影响高层决策。这次左派学者集体出动,借助《红旗文稿》这样的权威官媒连声喊出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可须臾离开”,甚至警告中共不能“用法治来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如果用法治来否定、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就上了‘普世价值’的当”,其声势之大,为近年来少见。

《求是》杂志的前身是毛泽东时代大名鼎鼎的《红旗》杂志,位列当时代表最高喉舌的“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在文革中表现十分活跃。1978年,中共改革派与保守派围绕“真理标准”展开大讨论,《红旗》迟迟没有表态支持邓小平主张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改革派不满。1988年,在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主导下,《红旗》被改为《求是》。中共后来将《求是》定位为“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舆论工具”,而《红旗文稿》则是“《求是》杂志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宣传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

《红旗文稿》汇聚王伟光等理论学者重温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有关“阶级”“专政”的学说,提醒中共不要忘本,自然引来不少倡导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右翼人士的驳斥。也有善于从官媒文章中解读中共政策走向的人士分析,中共可能通过这些文章,为部分回归中共传统意识形态“探路”,或者从传统意识形态中“吸取营养”,以应对西方的“和平演变”。

但自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压制左派回潮以来,中共历任高层领导都极少再提“阶级”“专政”等词汇。事实上,虽然“阶级”“专政”仍保留在中共党章甚至宪法中,这些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遗产却早已被束之高阁,成为官方食之无味但又不能轻易抛弃的“鸡肋”。

作为中共斗争时代的理论指导,“阶级”“专政”等政治概念不仅与当今中国社会格格不入,也与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相悖。例如,中共原总书记胡锦涛强调建设和谐社会,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强调依法治国,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还将专门讨论依法治国,但“专政”与法治、“阶级斗争”与和谐社会却明显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巨大矛盾。如果中共真要按照《红旗文稿》文章的建议重提“阶级”“专政”,势必引发党内外思想混乱。

同时,如今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阶层分化严重,一旦重新引入“阶级”“专政”等斗争逻辑,如何划分阶级、谁对谁进行专政都将撕扯不清,包括官民在内的各种矛盾也将更加复杂尖锐,甚至有可能再次出现文革式的政治和社会动荡。

尽管这波重提“阶级”“专政”的风潮声势不小,但它除了引发一些口水战外,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十分有限。毕竟,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人人自危的阶级斗争时代。

因此,《红旗文稿》等官媒重提“阶级”和“专政”,应该只是左派学者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对中共传统理论的一种怀念,而不是中共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走回头路的一个标志。
 楼主| 发表于 2015-1-5 08:01 | 显示全部楼层
当过官和没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区别在哪?

何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即使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未必能成为一个及格的决策者。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当过官和没有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

  凯恩斯当过官,哈耶克没有当过官;加尔布雷斯当过官,弥尔顿·弗里德曼没有当过官;曼瑟·奥尔森当过官,詹姆斯·布坎南没有当过官。据说,每到美国政府换届时,哈佛的经济学教授有一半都去了华盛顿,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很多教授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伟大袓国的首都。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当过官和没有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并没有高下之分。有的学者越是智力超群,越是性格离群,就越愿意坐冷板凳,他们的学问也可能会做得更好。大部分当过官的经济学家都不是职业政客,他们只是票友而已,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的书斋。有人将经济学称作“世俗的哲学”(Worldly Philosophy),因为经济学不仅强调如何认识这个世界,还关心如何改造这个世界,如果本着这样的态度去做研究,就应该对政策决策和执行的实际过程有更多的理解。

  以我个人的观察,在中国,一个经济学家的水平往往和他批评政府的激烈程度成反比。

  我不是说不能批评政府。不批评政府,怎么能显出学者的风和骨呢?再说了,至少就大部分经济问题而言,批评政府的政治风险很小,是一件低成本、高收益的事情,因此可算是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但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为了批评政府而批评政府,而是想真正提出一些真知灼见、一些有建设性的看法,那么,在批评政府之前,最好保持学者应有的谨慎和谦卑。

  经济学的套路很简单,无非是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问题在于,我们知道政府的约束条件吗?有的经济学家急于提出自己的最优方案,但他很可能没有考虑到政府面临的约束条件。某一项政策建议,听起来很不错,但实施起来,有预算吗?合法合规吗?谁去干?有足够的人力吗?会和另外的政策目标冲突吗?你看到的可能只有一个约束条件,现实世界中或许有十个。

  此外,政府和学者的目标函数也不尽相同。学者考虑的是收益最大化,即如何尽可能获得最大的社会收益,但政府往往首先要考虑成本最小化,即什么政策是最容易执行、能够立竿见影的。在教科书里,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一回事,实质上就是个对偶问题,但在现实世界中,它们可能相差万里。你拿到的考题和政府的考题是不一样的,怎么一起对答案呢?

  竹中平藏是一位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小泉纯一郎组阁之后,邀请在庆应义塾大学任教的竹中平藏担任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2002年9月,小泉罢免了金融担当大臣柳泽伯夫,改用竹中平藏接替,并继续留任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竹中成为小泉内阁名副其实的“财经金融总管”。2004年9月,在小泉内阁的第三次改组中,竹中继续被任命为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卸去金融担当大臣一职,就任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帮助小泉啃下邮政民营化这个改革的“硬骨头”。《读懂改革的逻辑》一书,就是竹中平藏对自己这段宦海生涯的体会。

  读者可能首先会发现,竹中花费了大量篇幅讲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竹中在讲解日本的经济政策、改革思路时,用的基本是凯恩斯主义框架。但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框架,并不是强调政府要如何干预市场,而是当决策者在思考如何管理宏观经济时,他们关注的是主要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政府花一元钱,国民收入会增加多少?这是个简单的财政乘数概念,简单到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初学经济学时就知道。但在现实中如何测量乘数的大小、如何解释乘数的差异和变化,令无数政府精英白了头。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政府的财政支出增加,会给利率、货币乘数带来何种影响?从长期来看,国债利率相较名义GDP增长率孰高孰低?大学生们在准备考试之前复习的这些问题,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同样在苦苦思考。在现实决策中,花拳绣腿不管用,管用的还是基本概念和最基础的分析框架。决策之难,难在经济体系是一般均衡的,处处连通、一变倶变;也难在经济体系是瞬息万变的,朝秦暮楚、难持一端。

  即使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未必能成为一个及格的决策者。决策中需要的知识,常常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竹中平藏反复讲道,“战略在细节”。比如,他提到,在处理日本的金融体系不良债权时,遇到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即如何对银行的资产进行严格评估。准确的评估涉及对贴现率的确定,竹中专门制订了一个计算贴现率的指导大纲,还郑重地将它写入了金融厅的检査指导手册。他甚至认为,这是“金融再生计划”成功的秘诀。

  从理论上讲,“金融再生计划”无非是保证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被严格执行,但人们出于大意或贪婪,恰恰会忽视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竹中特别提到,和他一起制订“金融再生计划”的,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政府官员,而是熟悉业界内幕的企业家和金融家。他还暗自庆幸,这些技术性的改革细节,既没有被媒体广泛报道,也没有在国会上遭到质询,就这么暗度陈仓地顺利通过了。

  谈到邮政民营化,他说,从经济学的大道理来看,把一个低效臃肿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实现民营化有多少种途径,哪一种途径才是众望所归。他说,在这方面,具有行政学知识的法律专家比经济学家更管用。

  有时候,改革可以靠技术专家在幕后静悄悄地推动,但有时,改革必须是在万众瞩目之下发起冲锋。日本的邮政民营化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它不仅是个经济改革,更是一个政治手术。

  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就进入了“失去的十年”,经济改革举步维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挠。邮政公社是日本最大的国有企业,有2626万名正式员工和12万名兼职人员,不仅有邮政业务,还有银行和人寿保险,邮政已经变成了“衰退产业”,银行和人寿保险沉淀了巨额资金,但管理奇差。小泉选择邮政民营化,就是想向既得利益宣战。竹中不仅担任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还在小泉的要求下参加议员竞选——多一票是一票啊。为了推行邮政民营化,小泉甚至解散了众议院。内阁成员中农林水产大臣岛村宜伸反对解散众议院,小泉当即罢免了他,自己兼任农林水产大臣。

  这本书的日文版叫《战斗经济学》,即官场就是战场。竹中写到,自己在小泉内阁任职的五年半中,一直做好了随时辞职的准备。如果每天想着要获得上司的认可、一步步升职,只会徒增自己的苦恼。但是如果时刻做好辞职的准备,就什么都可以做成了。

  我在江湖上的一个朋友也思考过这个人生问题。他读到金庸的《鹿鼎记》时豁然开朗。《鹿鼎记》里,康熙让韦小宝把天地会灭了,天地会让韦小宝把康熙除掉,两难处境、不可调和,怎么办?韦小宝想到了唯一的破解之道:

  “老子不干了。”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两难选择,其实是有第三条道路的。大不了,老子不干了。


 楼主| 发表于 2015-5-6 01:58 | 显示全部楼层
郑永年:中国左右派的“文革思维”
郑永年 2015年05月05日

1980年代,“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一代受害者感觉到“文革”的可怕,讨论着如何才能消除其余毒,避免死灰复燃。但久而久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和各种制度变革的开始,人们觉得“文革”已经成为过去,相信“文革”那样的事情既不会回来,也没有任何可能性再回来了。可是,最近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和某些实践领域所发生的变化,使得很多人开始改变这个观念。尽管大多数人仍然觉得“文革”不会再发生,但同时也感觉到如果搞不好,“文革”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当然,少数人甚至觉得“文革”就在眼前了。这种观念层面的细微变化值得注意。意识是现实的反映,新意识的产生表明了中国内部的很多变化。

是什么样的变化使得这些人开始有了这样的担忧?概括地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文革”作为一种乌托邦理想,其影响力仍然存在。在文化意义上,“文革”所追求的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乌托邦。但正是因为“文革”的乌托邦性质,其影响得以持续。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人类都需要乌托邦的存在,既是对现实不满的表达,也是对未来的憧憬。“文革”所包含的诸多理想,例如大众政治参与、社会平等、反官僚等政治价值,对今天的人们仍然是需要追求的价值。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体验到的社会政治变迁的很多方面,并非人们想要的,诸如社会分化、巨大的收入差异、党政官员严重腐败等。在中产阶级还没有成长到足够大、贫穷人口还占大多数的中国社会,仍然具有深厚的民粹主义社会基础,在条件成熟时很容易转化成类似“文革”那样的政治激进主义。

第二,近年来执政党高层提出了“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理论意向,即毛泽东的三十年和邓小平的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客观地说,两个三十年的确不应当互相否定,因为两者都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并且各自延伸着巨大的影响力。不过,“互不否定”的理论尽管用意良好,但到了实践层面,则成了两个阵营的相互否定。“毛泽东阵营”和“邓小平阵营”,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经演变成两个敌对的阵营。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看不到两者有弥合的任何可能性。

第三,原来“文革”的一些受害者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批评“文革”,也曾经总结过“文革”惨痛的历史教训。但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对现实的高度不满,而转向同情甚至怀念“文革”。如果和1980年代、1990年代的“文革”论述相比,不难看到今天很多有关文革论述已经转向正面。这或许和有关方面的舆论导向有关,因为对“文革”的反思性论述,经常没有空间。

日益盛行的反建制主义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文革”精神契合了今天年轻一代中日益盛行的反建制主义(anti-establishment)。反建制主义可以说是“文革”的最主要动力。“造反有理”,起来造“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反、反官僚主义、反现存体制,是毛泽东动员文革社会力量的动力机制。1949年的新政权是毛泽东亲自建立起来的,但不久毛泽东就发现这个体制不是他所希望实现的体制。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迅速形成,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演变,促动了毛泽东去发动社会力量来反对建制。

反建制主义也使得“文革”具有了世界重要性(主要是对欧洲学生运动的影响)的主要原因。今天,反建制主义已经再一次成为世界性思潮和以学生为主体的社会运动的目标。发达欧洲的社会运动,参加的主体是年轻人,意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建制。亚洲等非西方社会也往往在民主或者民主化的口号下,进行着反建制的社会运动。台湾的占领立法院运动和香港的占中运动,无一不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中国的左派尽管总体上说是支持建制的,但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随时可以转向反建制,因为他们相信现存建制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理想或者利益。

第五,这种复杂的现状,为左派机会主义者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左派机会主义指的是那些并不真正信仰左派思想,但会有效利用左派思想所提供的机会,来追求私利的那些社会群体。正如在“文革”期间,今天的中国,左派机会主义主要表现为两种。其一是为了“自保”。一些人觉得自己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不安全,因此要说些左的话,做一些左的事情,来保证自己的政治安全。尽管这样做不见得安全(例如今天“左”的思想和行为,已经难以“豁免”自己的腐败行为),但在以往历次左的运动影响下,“左的总是正确的”已经根深蒂固烙印在一些党政官员的思维里面,很难改变。其二是为了“博上位”,即在现存体制内得到提拔。这些人为数不少,他们总是在寻找各种政治机会来求得在体制内的上升机会。不管如何,左的思想和行为对他们来说实在很“廉价”,如果有机会,何乐而不为呢?目前的左倾思潮,和这些机会主义的推动是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这些现象的存在,使得人们担心起“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再次发生的可能性。怎么办?人们的共识是要继续肃清“文革”的“余毒”。不过,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这里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要肃清“文革”什么样的“余毒”?由谁来肃清?怎样肃清?对这些问题,执政党并没有思考清楚,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对这些问题思考清楚的、也具有答案的,是中国自称为“自由派”的社会群体。“自由派”也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力量。但正是因为如此,人们便有可能担心中国会不会发生右派“文革”,即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的可能性,是由激进政治所造成的激进“民主化”。考量到今天亚洲社会激进政治和激进民主的现状,这种可能性在中国也是存在着的。为什么说右派“文革”呢?自由派所说、所做,除了话语和目标与左派的刚好相反之外,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实际上是左派的复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自由派”的“文革”

第一,自由派完全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极端左派所想往的是“毛泽东时代”或者经过后现代主义解读过的“毛泽东时代”,即左派的“中国模式”。显然,左派所张扬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对邓小平时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中国模式”的否定。自由派则相反,他们不仅要彻底否定与毛泽东有关的“中国模式”,而且并不认为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所发展起来的“中国模式”,可以存在下去的任何理由与合法性。和左派一样,自由派也是试图清洗人们的头脑,向人们灌输着诸如西方代表人类前途、西方代表人类真理那样的想法。用西方模式来替代中国模式,是自由派的“文革”的乌托邦理想。

第二,从经验层面看,自由派总体上说,属于理想主义者。尽管自由派在中国并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但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这或许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所致。尽管自由派到今天仍然秉持教课书式的理想,根本没有现实手段来实现这些理想,但近代以来持续的教育,已经使得人们广泛接受了这样一个概念: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的存在,只有通过实现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才能得到解决。迄今,自由派除了批评现实,并没有任何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尽管中国并没有真正实施过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但无论从中国近代的经验,还是亚洲其他社会实行西式民主自由的经验看,自由派的自由民主观充其量也是一种政治乌托邦,正如左派乌托邦一样。

第三,当一部分当年“文革”的受害者开始转向同情“文革”的时候,剩余的受害者更加感觉到否定“文革”的紧迫性。在那些已经退休的党政官员中间,他们不遗余力地在否定“文革”,鼓吹自由民主,尽管他们经常发现他们的空间并不大。不管如何,追求自由民主也一直是他们的理想。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也容易被视为是“自由派”的一部分,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完全认同自由派的民主自由观念。

第四,自由派也同样是反建制派。这一点,自由派较之左派更为明显。左派因为和建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反建制方面,情形比较复杂一些,更能迷惑人。而自由派基本上是体制外力量,他们从来不隐瞒自己的反建制性质。

现实地说,较之自由派,中国的左派更具有现实社会基础,在手段上也更具有马基雅维利主义色彩。左派有两个非常有效的意识形态手段,即“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往往自诩为爱国主义)。在民粹主义下,左派可以用意识形态或者“道德高地”来攻击对方,可以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能认同的行为,视为是“阶级”(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的意志表达;在民族主义下,他们可以把任何一个自己不能认同的行为,视为是外国“反华”势力意志的表达。正因为具有这些优势,左派里面的一些人,尤其是左派机会主义者,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作为追求西方价值的自由派,其手段往往会显得“文明”一些(或者用左派的话来说是更“虚伪”一些)。不过,两者在使用手段方面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方式的不同。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两种主义已经陷入了“内战”状态。人们可以从这种状态中,预测到中国未来民主化过程中所要承担的巨大不稳定风险。意识形态上的“内战”必然会反映到实际政治层面的内战。中国近代历史就是如此。到今天为止,执政党所采用的似乎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方法,在不同的时空下,做不同的选择,即支持谁和反对谁。这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反而在加速意识形态的分化,同时执政党本身也经常被两者所绑架。实际上,正如数千年历史所明示的,执政党是否能够把这两个极端的思想边缘化,取决于执政党能否提供一种代表沉默的大多数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国家意识形态。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缺失,正是今天中国的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最薄弱的环节。


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发表于 2015-5-22 10:25 | 显示全部楼层
看看
发表于 2015-6-14 21:45 | 显示全部楼层
学习完毕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手机版|Archiver|结庐桃源 ( 京ICP备06039893号 )

GMT+8, 2020-1-26 14:37 , Processed in 0.087242 second(s), 10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1

© 2001-2013 Comsenz Inc. Design Singcere!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