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来了，雨来了

哗啦啦

正月十五那天是元宵节。我一早起来，给姥姥做了两顿饭，早晨和中午的。我说，我晚上回来买元宵来吃。姥姥很高兴。
这个时候，我已经不跟她一屋住了，她常年不洗澡，我嫌她不干净。她说话做事拖拖拉拉，我也有时不耐烦。她可怕烧了，总对我说，死了要回家，埋草原里。还说你千万别把我烧了啊，我怕疼。
我晚上回来，姥姥在马桶上坐着。我去厨房煮元宵，煮熟了，她还在坐着。我喊她吃饭，她不理我。我过去扶她起来，发现，她身子是凉的。我像电视里一样，把手放到她的鼻子下头，发现她没气了。
我一扶她她就倒了，胳膊腿都是硬的，我费了很大的劲把他放到了床上。
发现她没气了，我也没恐慌。我心说，这是咋回事呢。没有人可以商量，我给对象打了个电话，他还在部队上。我说，姥姥身子凉了，鼻子里也没气了。对象说，她是死了吧？
他一说，我才哇地一声哭了。

哗啦啦

姥姥不想烧，我也不想烧她。我就想把她埋到家乡去。我找火车站，人家说，不运死尸。我找大巴车，人家也不运。我好话说尽，也没人能帮我。偏偏这个时候，单位还要求我上班。我说我家死人了，就不能让我休几天假么？我的直接领导说，那不是我的直系亲属，所以，我没有休假的理由。她说刚过年，你又不知道单位有多忙。
我直接去找了总行行长，把我的事情跟他说了。行长很同情我，还让单位借给我2000块钱，总算把后事料理了。
当然，还是火葬了。然后用包裹包了她的骨灰，找到城郊的一处旷野，埋了。

尖子

这才叫真实的人生与民生。

老微

尖子 发表于 2014-1-20 14:58
没错。悲情史诗总有持久而跨时空的艺术魅力。

交桃源文化传播吧？

雁七

真是。。。不寒而栗啊，深入骨髓

卖白薯的人

有一点点地方语言的特点，是不是能更多说出内蒙古地方语言和话语方式。。

雁七

我要看后文！

尖子

催更。

哗啦啦

草木一秋
　　文/宇萍
　　一场雨后，秋天就来了。对惯于草原生活的我来说，津城的秋已很漫长，尽管这里的人时常在耳边讲“天津的春秋两季好短啊”。然而，哪里的秋天是长的呢？这时节的南方才是刚刚起了秋意，更北的地方已经开始霜冻。只有这里，还碧云天黄叶地，层林尽染。桂花、木芙蓉、月季都还香着，脆枣、红柿、茅栗子也上市了，草木正繁盛着。
　　我从这样的秋天回到十月的呼市，清晨走下火车，被汹涌的凉意吓了一跳，赶紧钻进车里，跟人感叹“已经这样冷了呀！”，就好像从来没有在此生活过一样。但不久便适应了。家里久未开火，冷锅冷灶，四处落了一层灰，却干净得很。细算起来，我离开已经有八个多月了，走时正在看的书还摊在桌子上，砚台压着书角，字间用铅笔做的标记如前一天刚写上的一样，还在记忆里。网断了，我实在不喜爱看电视，刚到家的心还没有收回来，宅着又无趣，决心出门走走。
　　街上没有许多树，间隔很远才见一株叶片将枯的梧桐，或花荚凋败的国槐，孤零零地生长在路边。临街几座楼房的外力面正做保温层，近乎于黄的橙红色涂料，在阳光下有着浮光耀金的温柔质感。微风，天蓝得匀静。市场上人来人往，老板们各自生意，忙碌如常，我相熟识的半价书店、东北菜铺和川味小厨都还在。书店早早开了门，菜铺和小厨一天生意的盛时要晚一些，门户还落着锁。我于是便向书店走去。  
　　进门时，书店的程姓老板，正低头记账。货架边几个穿校服的学生在叽叽喳喳挑复习材料，互相争辩“这个好，这个好”。老板娘抱着一沓书从内间走出来，对立在门口抽烟的男人喊：“都找到了，找到了。”男人将烟扔在地上，用脚轻轻踩灭，走进店接书，说，“记在账上吧”遂转身离开。我立在门边的书架旁，他经过时，飘过很呛的烟草味，这气味是我所熟悉的“大青山”的味道，是内蒙相对廉价的一种香烟。从前和村里的陈家爷爷一起放牧牛羊，他的“大青山”总在右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点燃的烟头明明灭灭，冒着细长的灰白烟线。那时，我总是装作被呛到了，弯下腰干咳。
　　程老板缓缓地咳一声“记账，已经欠了……”话还未完，男人已经走远了。
　　老板娘走过去问：“他欠了多少了？”
　　“近五百块了。”
　　“这次又借了几本，有了不起的盖茨比、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置身苦难与阳光之间……喏，这是书单。”
　　听到了不起的盖茨比，我想起书中黛西伤心的话：“单独谈我也不能说我从来没爱过汤姆，那不会是真话。”略略走神。这时，老板抬头看到我，有些惊讶，“燕子来了啊，好几个月没见你，工作很忙吗？”
　　“是呀，好几个月了，店里还是这样。”
　　“带书单了没，我帮你找？”老板娘走过来问。
　　“菲兹杰拉德的书还有吗？卡莱尔的呢？”
　　“你也要看，这书刚借走。”
　　“没多余的吗？”
　　“都是零几年剩下的，积压在库里，没有人买的，又借不出去，韩老师说看，我才翻出来”老板娘拍身上的土，接着说“折腾了半天，总算找到了，书页都发黄了。”
　　“哦——，刚才那个人……”我伸手指向他出门离开的方向问。
　　“他是韩老师，你看到了，书刚被他抱走了。”老板娘说。
　　这时，程老板站了起来，拉我到近处，说，“韩老师的事，我要跟你说一说。”
　　“他怎么了？”我问，却并无好奇。
　　“你不是经常写东西吗？他可是好材料。”程老板眼神坚定。未离开呼市之前，我曾将写出的几篇有关邻居的粗浅文字拿给他修正。他经营这家书店，读过店中半数以上的书，这让我对他信任。小卖铺的老张、修车铺的大刘、诊所的医生，都是我们共同熟识的人，我写出来，他认真对待，每每称好。因而他笃信我对韩老师的故事也会产生兴趣。然而，我或许已经变了，他并不知晓。人终究是会变的。
　　 “韩老师是艺校以前的老师，教画画的，爱好写点诗、拍点照什么的，听说有一次在办公室里画女学生的私照，被当场逮到了，唉，不被理解，学校给辞退了。歇了几个月，估计攒的钱也花完了，老婆天天跟他闹，丈母娘也来了，他只好出来做营生，在路边跟人画肖像、设计签名，咱这的人粗旷，哪懂这个呀，他是见天的没有生意，挣不到什么钱，还要提心吊胆躲着城管。”
　　穿校服的学生选好了书，挨个结过账。书店里忽然寂静下来，外面起了风，吹着白色垃圾在地上打转。老板叹了一口气，又说，“之后，他去跟人开出租车，当夜班司机，他长得斯文，是读书人的性子，文文弱弱的，碰到硬茬，根本要不得钱，还倒贴了不少，好几次被打得脸青鼻肿的，也不似以前精神了，颓废不少。”
　　“前年冬天咱们这的雪很大，你还记得吗？”老板瞪大眼睛问我，仿佛要立刻得到肯定。
　　“记得。”我点头。
　　“他就是在那年大雪天的夜里交完车回去，看看媳妇不在家，以为回了娘家。待到天亮，打电话给媳妇，关机了，又打给外父，外父说没有见人啊。他四处寻遍，找了好多天，才知道女人跟别的男人跑到外地去了。确认了这件事，他既着急又气愤，且有些羞愧，变了个人似的，少言寡语，再不和人多话。天天去一把手店里喝酒（一把手是街上川味小厨的老板，因少了一只手，便得了这样的称呼），真担心他就此垮掉了。”老板犹豫了一下，感慨：“他那么才华！”
　　“他家不在呼市吗？”
　　“不在，他是牧区考出来的孩子，爹妈还守着牧场和牲口。叫他回去，他又讲究脸面，觉着自己是供出来的大学生，非衣锦还乡不行。”
　　我反反复复翻手边的诗集，想着方才见到的韩老师，瘦瘦高高的，有蒙古族男子特有的英气，全然未见一蹶不振的倦态。只是抽烟像个“瘾君子”，他刚刚站过的地方，被踩得扭曲的烟蒂，散落一地，有些还微微冒着白烟。老板娘默默倚在门边，拂起袖子擦眼睛。老板竟“嗤嗤”笑了两声，走到书架旁，一边整理被翻乱的书藉，一边说，“他倒是经常来借书，第一次到店里来，我可高兴坏了，替他高兴，他有志气。有时候三天不见他来，我们还担心他生病了。”
　　“他现下在做什么？”
　　“听说在给杂志社写专栏、画画，勉强养活自己。”
　　“他欠你这多少钱？”
　　“怎么，你想替他还？”老板笑着看着我，“我本来也没打算收他借书的钱，现在能看得进书的年轻人，少。”
　　“程叔人好！”
　　“你知道，现在外面许多人脑子里、肚子里除了一点即得利益的欢痛，手上是再也翻不动一页书，眼里是再也看不见一片云，心里也就装不下一个梦了。他可不一样，他不光是想衣锦还乡那么简单。”
　　“你看过他画的画吗？”
　　“你瞧”，老板指着账台边的相框说，“他画的，像不像。”
　　“像，我以为是照片呢！”
　　“上个月他拿来抵账的。我开始也以为是他拿手机偷偷给我拍了照，在哪洗出来的。用手一摸，是画的，用铅笔画的，铅还沾到手指上了。”
　　“你都配上相框了，很珍视啊。”
　　“他是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和你一样，你可不要小瞧他。”
　　我吃了一惊，“理想”是多么遥远、陌生，却又亲切两个字啊。我何尝不是“知识改变命运”的人，何尝不明白生活之艰难，何尝不能懂得牧民家孩子要走的是怎么一条路，又哪里敢小瞧一个有理想的“韩老师”呢？
　　老板终于回过神来，问我“燕子，你刚才要找什么书啊？”
　　“书？哦，那本《置身苦难与阳光之间》，还有吗？”
　　“被他刚刚借走了。”老板娘转回身，眼睛红得厉害，说，“二三天他就还回来，到时我帮你留着。”
　　“不用了，那本书多少钱，我买下来送给他了。”
　　我匆忙走出店门，迫不及待要呼吸外面的空气，甚至来不及告别。我说不出话来，能为韩老师做什么呢？我的笔勾勒不出韩老师生活的万分之一，仅这万分之一也将是读者寥寥吧。中午的太阳升得高了，光亮亮的，空气很暖，中年邻居站在存车棚前说话。铁栅栏上牵绊缠绕着牵牛花，花脚处摆着一只旧沙发，是被丢弃又经风沐雨很久的褐黄色，一个瘦小的老人家坐在上面，默不作声，痴痴呆呆的目光与我相视时，我心里一惊。他的脸灰黄灰黄的，是庄稼人经年与土地打交道留下的印记，然而那灰又仿佛不需要任何修饰，自然而然地和他身上的衣服、沙发、尘土地融为一体。我慢慢经过，心底起了叹息，为自己仿佛从那灰暗的脸色上，看到他微不足道的残生。我不由自主想起了陈家爷爷。
　　陈家爷爷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老人家，他脾气和善，又爱干净。他的眉毛很长，像年画里捧着鲜红大桃子寿星的“寿眉”，也像抗战故事里周总理俊朗的长眉。他只有一个女儿，我喊作秀英姑姑，远嫁到他村去了。我的记忆里，陈家爷爷一直是一个人住在村北的三间土瓦房里。在他身体还很强壮的时候，除了耕种山上的田地，他还承担了乡邻牧羊的活。夏天的傍晚，我们端着饭碗坐在村口吃饭的时候，他正赶羊群回村。羊蹄从土路上踏过荡起的尘土，黄雾一般飞扬，我们只要听到遥遥传来的他挥舞鞭子的声音，就慌忙往家跑，生怕碗里的饭沾着了土，再不能吃。有时，他回来的晚一些，已经过了饭点，还有几个人吃罢了饭在村口聊闲话，他停下来和大家招呼几句，便跟随羊群回村了。他的步子迈得很大，走起路来，像风一样。
　　我八九岁的时候，也加入了放羊的队伍，每年暑假要和陈家爷爷一起，清早赶羊群进山，傍晚归来。有时路远，我实在不能跟上前进的速度，或是不小心扭伤了脚，陈家爷爷总会弯腰蹲下，说，“来吧，我背你。”他的背真宽，我常常就放心地伏在他背上睡着了，被他一路背到山里，一路又背回村里。那时的他，身强体健，脸色红红的，总有使不尽的力气。
　　我第一次意识到陈家爷爷老了，是前年冬天。大年三十，我去后山上坟，路过他的三间土房子，进门去看他。正是晌午，天寒地冻太阳却亮堂，陈家爷爷躺在东屋窗下的床上，白白的太阳光照着他的脸。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手上夹着一根没有点燃的烟，屋子里乱而且冷，没有生炉火，炕也没有烧，寒气逼人。我见到他，还未说话，两行泪几乎立刻要落下来。我仿佛很自然地拿掉他手上的烟，扶他坐起来，握住他的手。我问他有没有饭吃，有没有水喝，他说村长每天差人送饭过来，又指着桌子上的水杯说“有水”。我拿起杯子，那里面的水分明已结成了硬实的冰疙瘩。不知为什么，放下杯子，我便伏在他的身上失声痛哭。我年轻时康健善良的陈家爷爷啊，这样寒冷漫长的冬天，你是怎样一分一秒熬过的。没有人说话，没有电视看，甚至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他轻轻地拍着我的头，说：“是燕子啊，你回来了，回来了。”他的眼睛不再如年轻时明亮，听到哭声才确信是我回来，于是异常激动，紧紧抓住我的手。
　　除夕的鞭炮声绵延不绝，烟气弥漫如同大雾。我从四邻借来木柴炭火、米面肉蛋，和陈家爷爷一起生火煮饭，烧了满满一锅热水，帮他洗脸洗脚，清洗无人为他刷洗过的衣服被面，一起怀念满山遍野放牧的日子，一起迎接新年。我壮着胆子，在大年夜的爆竹声声中燃放了生平第一挂贺岁的鞭炮。秀英姑姑初二回来，他对她说：“去买一瓶敌敌畏来给我吃吧”，敌敌畏是我们乡下用来为庄稼驱虫的农药，这是他在年节上对女儿最后的恳求。我站在阳光下听着我的陈家爷爷近乎绝望的话语，他瘦得脱了样，眉毛显得更长了，只是已经全白，手指甲又长又灰。我像小时候一样，用手指轻轻碰一下他的眉毛，说，“这样的眉毛是长寿眉呢”，却又不自觉想到他此后要独自面对年老的孤独和生活的艰难，心嗒然而落。在我的心里，他实在还是我小时候那个健壮俊朗、说话大声、浑身力气的爷爷啊。
　　离开时，他不舍得放开我的手，衰伤地说：“燕子，别走啊，燕子，你到城里可怎么办好？”在他心里，我或许还是少年的模样吧，因而对远行挂念着，怕被欺负、怕被骗、怕被伤害。这些年，我们对彼此仍有着朴素的依赖和牵念。那年秋尽，他于病中辞世。工作的缘故，我没能回去参加他的葬礼，晚上下班去花店订做花圈，悄悄念着“慈竹当风空有影，晚萱经雨似留芳”的挽联，我仿佛看到他站在高高的石头上点燃一支“大青山”，绿色的草地上，羊群在低着头啃草。蓝天高远，白云悠悠，时光在慢慢流淌。我下学经过，他远远地看到，放大声音喊：“燕子啊，燕子回来了？”
　　然而，光阴流转，内蒙古高原又一年秋尽，还有谁会在乎底层一个有理想年轻人的“中国梦”呢？又有谁会在意一个孤苦老人最后的生命是怎样潦草结束的呢？我怎会不明白奋斗之路总免不了孤独，怎会不懂得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只是这过程凄凉，不免仍教人哀苦。可是我身边的你们啊，我深爱着的人们，我们彼此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对方，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有大风吹过，柳树成片的黄叶子在不远处涌起。北方的树，春生秋零，一岁一荣枯，有着清晰的年轮。它们的叶子总是一边黄一边落，待到冬至，西北风接连呼啸几个长夜，叶子凋零干净，树的身量、轮廓、姿态便干干净净地裸露在大地上，向着天空伸展。吴承恩在《西游记》里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想这是很有情的话罢，人生一世长如客，何必今朝是别离。

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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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无眠，进得村来。为看山人找到这个帖子。
循着三个线索：（1）2014年后，（2）陌生的ID，（3）写一个孤儿从安徽走到内蒙的。从第34页往前翻，耗时不到半小时。